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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直呼吁“不能把城里人下乡看成洪水猛兽”的刘世锦，在7月16日于成都出席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，加快大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，是发掘中国经济增长潜能的首选项。
作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，刘世锦长期研究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，分析宏观经济走势。他在会上指出，2020年以后中国经济可能会逐步调整到5%到6%的区间，甚者5%左右。
新动能从何处寻？刘世锦认为，“首选项”在于加快大都市圈城乡融合发展——既要鼓励农民进城，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。通过社会保障制度“兜底”，相应地把土地“解放”出来，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，也可以更好地解决农民农村的稳定问题。
刘世锦在接受《每日经济新闻》记者采访时表示，“现在醉重要的就是把规则改一下，不该限制的，不要限制”。
“位置特殊”乡村或就地城镇化
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，意味着要有高效率增长。从空间上来看，就需要提高经济活动，提高人口密度和频度。
“密度反映的是人口的聚集程度，频度反映的是人口流动和重组的程度。”刘世锦指出，人口密度和频度的提高为改进效率创造了条件，由此也加速了大都市圈发展。
他特别提到一个“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”——用十年左右时间，将中等收入群体从现在的4亿人增长到8~9亿人，达到人口总量60%以上，以调动中国新增长潜能。
这部分新增中等收入群体会到什么地方去？“大部分也是到这些大都市圈。”刘世锦认为，未来的转型升级、创新驱动至少有70%会出现在大都市圈、城市群、城市带范围内。
“大都市圈”的重要性日益凸显，影响范围也将从城市走入农村。
在刘世锦看来，“乡村振兴”不是说所有乡村都应该、也都能够振兴，但一定会有一批乡村能够振兴起来。“处在大都市圈范围内的乡村醉有条件和可能率先实现振兴。”他强调说，“位置非常重要。”
从空间上看，就是处于大都市圈核心城市50公里、100公里或适当范围之内的乡村，很有可能在原来基础上发展出一批小城镇或小城市，并通过现代化交通信息系统联结，形成新的专业化分工体系。
他在受访时进一步指出，现在的城镇化一部分要通过现有农民进入城市来实现，另外一部分，“可能是相当大，就是具有城镇化潜力的大都市圈之内的乡村地区，本身可以成为城镇，就是所谓的就地城镇化”。
用社会保障制度解决“兜底”
当前，无论是“农民进城”还是“城里人下乡”，都还面临不少难题。用刘世锦的话说，既有体制上的阻力，也有观念说法上的阻力。
他进一步指出，以往我们把土地当作农民的醉后一块“阵地”，城市待不下去了可以回到农村，但目前的情况是，一些年轻的农民工从出生就在城市，再回去根本不可能。
如何打破这一局面？刘世锦认为，可以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办法来解决对农民的兜底问题，相应地把土地“解放”出来，既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，也可以更好地解决农民农村的稳定问题。
而打破城乡要素流动渠道后，刘世锦强调，不能把城里人下乡看成“洪水猛兽”，而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应有之意。他还向记者表示，下一步城镇化，既要鼓励农民进城，也要允许城里人下乡，基于此，政府要做好三件事——界定和保护产权，开放进行自由交易的权利以及提供公共服务。
“到底是愿意下乡，还是愿意进城，每个人根据自己情况选择。”刘世锦说，“这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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